【公共藝術】紀念與記憶——組雕《年輪》的“紀念性”

轉載《雕塑雜志》

紀念與記憶——組雕《年輪》的“紀念性”

時光一去不復返。這句話反映了時間是線性的，不可返回的。人的生老病死，如同世間萬物的產生、成長與衰亡一樣不可逆轉。而人們對這一過程的認知需要依靠記憶。柏格森認為，“記憶乃精神與物質之交匯點”。知覺的本性是根據記憶之連綿而成的一個序列，這個序列并不存在于人身上，而是在外界事物上。人的活動及其選擇受過去經驗的影響，沒有人的極易出現，行動就不會發生。在柏格森看來，精神生活的三個歷程——純粹記憶、記憶影像和知覺。通過精神活動，記憶成為人們感知、回望歷史的一種方式，用以證明時間的存在，以回憶的方式予以紀念。正如對于個人而言，總是以不同人生的節點總會有一些紀念性的儀式一樣，如慶生、結婚紀念、祝壽等，紀念與慶祝帶有時間的延續。而當一個事物的中斷或消失，也有一些記憶予以銘刻，那是隱藏在人們內心的欣喜與痛苦，如祭日、墓志銘。


究竟是時間造就了記憶，還是記憶成就了時間？人們習慣于將時間與記憶混淆在一起，在實物、文字、圖畫、語言中尋找流逝的時間，以喚醒人自己的記憶。在公共空間中，用永恒的方式喚醒人們的記憶，是人類的保留劇目。從甲骨文到司母戊大方鼎，從英國倫敦的索巨石陣到法國的凱旋門，它們無不提醒著我們時間與年代的流逝以及曾經發生的事件。
借助實物，以雕塑的方式留存歷史的記憶，是雕塑家們常用的方式。組雕《年輪》以自行車的變遷為線索，喚起不同年齡階段中國人的回憶，給人留下了印象深刻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現代工業生產得到了極大提升，涌現出“永久”“飛鴿”等國產品牌，引領了幾代國人的自行車消費時尚，演繹了中國自行車行業歷史上最輝煌的篇章。改革開放以前，自行車一直是人們的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當時是一個家庭中的“三大件”之一——手表、自行車、縫紉機。自行車也要進行一番精心打扮，車座罩上帶穗的套子，車梁用布或彩紙裹起來，車條要繞上幾圈毛線轉起來才好看。車子被擦得锃亮，快快地騎過去，留下一路“叮呤呤”的脆響，引來一片羨慕的目光。那是那一代人的美好的回憶，也是一個國家的集體記憶。它并未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更加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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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與世俗——組雕《年輪》的“邊界”

與世俗空間相對，神圣空間，是指那些被政權、秩序所建構的場所。政權空間是神圣空間的基石。空間與政權的關系結合緊密。它的后退、它與世俗空間的爭奪，自身便是權力運作的過程。這一過程，讓占據的被神圣性掩蓋的屬于私人的東西顯現出來。神圣空間與世俗空間相交的“邊界”，是不同個體的私人空間與國家政權空間的“重疊”，是多個空間邊緣的聚合。空間在容納個體之間公開的、實際的內外交往以及促進人們之間精神共同體形成過程中，便體現出一種公共性。公共空間的形成，為人們社會交往、互動行為集聚的模糊場所變為固定，將互動間的經驗、關系、秩序確定化。
“1970在希望的田野上”以父子形象為視覺主元素，父親以臂彎護住幼子，同騎一車，以此溫情形象作為人們對激烈政治運動落幕后的作答和對萬物復蘇的希望，頗具隱喻意味。“1980甜蜜蜜你笑得真甜蜜”首度出現黑灰色外的暖色，騎在紅色的自行車長裙少女，整體造型流暢飄逸，體現改革開放對時代、社會生活以及個體風貌的巨大作用。“1990亞洲風乍起”則以山地車上的騎行者形象，體現20世紀最后十年國人在國家飛速前進中體現的昂揚奮發的風貌。“2000時間都去哪了”以父教子學車的生活場景，形成頗具溫情的記憶回溯。“2010共享時代”則以共享單車上的學生形象，呈現出共享經濟時代與個體生活的緊密纏繞。
正如列斐伏爾指出的那樣，空間生產社會關系與規則，使人在空間中按照空間符號的規則行事，而人的行動是空間的尺度，人通過公共藝術對符號規則的揭示或抵抗，重新認識自身權利，進而重建空間與關系。這在公共空間日益沉寂，日益被景觀所遮蔽、被媒介的擬態真實所覆蓋，成為無公共性的“人群聚集區”的當下，是極為稀缺也是極有價值的。公共藝術如何實踐，如何打破審美的制度化配置，解釋并揭示空間內秩序與權力關系的本質，藝術家如何表達，公眾如何參與，如何重召共同體的一致性行動，這極富挑戰性。新的時代呼喚真正的公共藝術的出現和實踐，重建審美—權力對話，構筑兩者間性，并以此作為創作方法，使藝術打通與公民權利事務、公共空間的通路，跨越神圣與世俗空間的邊界，重新介入社會、介入生活、介入政治，顯現其特有的權力屬性與社會功能。藉由此，藝術才可長興不衰。

家園精神——組雕《年輪》及其他

《后漢書·桓榮傳》：“（桓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家園”有庭院、園林、家業的意思，也泛指家鄉。狹義上，家園是指一個家庭單元，廣義上家園是指一個地區單元。從概念上來看，家園包含了人們生活的主要內容，這些內容是家園文化生發的核心因素，反映出生活世界的典型風貌，成為家園（地區）以外對于家園（地區）以內認知的一個媒介，從而引導人們體會到家園或地區精神的獨特之處。通過對公共藝術家園性作品的關注，有助于深化人們對自身成長道路的認知，更好地理解家園的意義。
自古以來，“家園性”根植于地理和文化的全景之中，是人們賴以生存、世代延續的根本，也是藝術發生的土壤，影響著藝術的表達內容和表達方式。即使現代的都市也有各式各樣的過去，從原始時期非洲的棚居到中國古代的巢居、穴居，再到殷商時期規則性的房屋和院落規劃，人們始終圍繞著家園追逐著生命理想，衍生出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其中藝術與生產共同構成了家園的原初形象，這些記憶在歷史的流沙之中，不斷聚集、膨脹、彌散，伴隨著人們家園生活的每一個時間節點。 
新中國成立以來，自行車一直是國人的主要代步工具。如今，變的是汽車在家庭中的占有量，不變的是自行車依然在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20世紀80年代，擁有一輛上級贈與的自行車，曾經是優秀工作者的身份標志，代表著至高的榮譽。當代以來，共享單車興起，自行車出行成為對低碳生活方式的呼應。在《年輪》（李繼飛）組雕中，作者通過對年代的串聯，塑造出一部可觸摸可觀看的自行車出行史，不同造型的自行車和不同年齡、不同工作的人們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幅昔日的生活場景，勾起公眾的生活記憶。
可見，能引起受眾共鳴的作品題材始終不會離生活太遠。對此日本藝術理論學者南條史生指出：“公共藝術的建設需要取決于公眾的支持。”國際公共藝術協會路易斯·比格斯認為:“公共藝術必須是觸手可及、可以互相溝通，并且產生特殊的具體背景，被賦予改變環境的能力。”作為事件的表達載體，公共藝術家園性表達由于承載著無數個體的話語意愿，代表著公眾普遍的記憶與想象，因此它總會帶給空間溫暖的氛圍，并將空間解釋為與家園接近的類型，最終實現藝術與人的交流意義。
實際上，公共藝術在中國的興起，是一種需要和被需要的過程，本質上是超功利性的，內在演繹的是文化和參與兩大特征，服務的對象則是家園整體，它與城市化進程中人們心理環境的變化和訴求相關。當代以來,公共空間營造在城市設計中的作用逐漸表現出來,它是人們日常休憩、交談、感受藝術的場所，其所暗含的社會內容，突顯出對受眾體驗和參與時效性的重視，就特別需要強調作品對家園“聲音”和“色彩”的關注。家園性公共藝術作品從歷史和日常生活中走來，每一個人似乎都能在“物我一體”的作品中或多或少的看到生活的影子，融入其中，它讓時間的腳步變慢，在回眸中看到曾經的自己，在前進中看到家園的美好未來。


丨李繼飛《年輪》獲2018年度公共藝術獎